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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24 01:26:12| 来源：乐鱼平台登录
2020年5月，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启动。图为2021年9月26日，四川雅安天全县喇叭河镇泥石流灾害。 （人民视觉/图）
下午3时54分，福州市汽车南站附近的路面积水监测点发出预警。高级工程师胡铭调取数据发现，积水点周边的河道水位和雨水管网液位均未超警，“这说明路面垃圾或树叶堵住了收水口，巡查人员定向赶往清理，路面积水很快就消退了。”
胡铭供职于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帮助他作出判断的是该中心开发的“城市水系科学调度系统”。
这一系统接入了台风路径、气象雷达回波、雨量站、河道水位、路面积水监测、内河水质、官网液位等数据，涉及气象、水利、住建等多个部门。
跨部门数据的打通有赖于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这次普查始于2020年5月，历时3年，先后有500万名普查工作人员参与，通过为山河做“体检”获取了近十亿条数据。
普查全面获取了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气象灾害、水旱灾害、海洋灾害、森林和草原火灾等6大类23种灾害致灾要素数据，和人口、房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系统产业、资源和环境等6大类27种承灾体数据。
通过这次普查，有关部门还掌握了政府、社会、基层家庭等3大类16种综合减灾能力数据，1978年以来年度灾害和1949年以来重大灾害事件调查数据，和重点灾害隐患调查数据。
胡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结合各方面的普查成果，整合各类水患数据、影响因子，为事前预警预报、事中辅助决策、事后灾后评估都提供了依据。”
国家减灾委秘书长、国务院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国务院普查办”）主任郑国光介绍：“本次普查本着‘边普查、边应用、边见效’的原则，各地各部门已经利用调查成功开展了不少应用。”
2020年8月2日，驰援江西省湖口县抗洪抢险的陆军第72集团军150余名官兵正在，清除加固干堤的临时子坝。 （人民视觉/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赛霓是国务院普查办评估组副组长，2019年普查工作刚启动时，她和同事去住建部参加了一次会议。
城乡房屋是重要的承灾体类型，“灾害的风险并不光是风险因素决定的，”杨赛霓解释，“比如洪涝，灾害的损失不光是下多大雨决定的，还与地方人员的分布、房子是不是结实等有关。”
“我们以为住建部门应该有一些全国房屋的基础数据，沟通后才得知，住建部门多年来也没有完整的全国房屋数据库，”杨赛霓回忆，“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调查任务。”
在2023年2月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郑国光介绍，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获取了全国近6亿栋城乡房屋建筑数据及80多万处市政设施数据，一时间“全国有近6亿栋房屋”的标题便登上各大社会化媒体的热搜榜单。
事实上，城乡房屋调查在此次普查中只是众多承灾体调查中的一项，但由于涉及面广，数量众多，的确是投入人力最多的调查项目之一。
住建部普查工作专班牵头人张巍介绍，过去三年，住建系统超260万人参与普查，形成了反映房屋建筑空间位置和物理属性的海量数据，我国城乡房屋建筑第一次有了“数字身份证”。
另一项长期不清的风险底数是森林草原的可燃物载量，通常用单位面积上可燃物的绝干重量来衡量。
“森林火灾大多是林下可燃物先被引燃，持续的高温火焰才能把树木点燃。”杨赛霓解释，因此各类可燃物载量对于评估森林火灾风险意义重大，但此前没有部门掌握全国范围内森林草原可燃物载量的数据。
2021年下半年，江西省林业资源监测中心工程师孙浩几乎都在全省的山林间穿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本次普查之所以能够摸清可燃物载量的底数，主要源于国家层面确立了相关调查技术规范。”
按照规范，孙浩和同事们在全省范围内选定了4372个标准地和437个大样地。
标准地长宽均为28.28米，调查人需要测量标准地范围内每一株树木在胸高位置的直径，还要在标准地四角划定四个两米见方的区域，测量其中灌木、枯落物和腐殖质的数值。大样地长宽则为500米，测量范围和难度更大。
本次普查中，国务院普查办会同各行业部门形成了48项调查类技术规范，规范统一了行业间的数据口径，为行业和部门间共享数据创造了条件。
2023年2月26日，庐山铁壁峰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庐山区域的森林火险等级为高风险，火情监测和森林消防队伍都处于戒备状态。
“应用本次普查的可燃物载量等关键数据，结合之前已有的大量致灾因子的数据，我们大家可以较为精准地模拟出各地在某一时段的森林火灾风险等级。”孙浩介绍，有关数据精确至坟墓点位、区域内15岁以下及65岁以上人群数量等，最大限度地考虑了森林火灾的社会因素。
2023年3月31日，南方周末记者在江西省林业局指挥调度大厅看到，未来两天该省大部均为低风险区域，少数北部县区为中低风险。
杨赛霓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调查出来只是‘风险要素’，包括致灾因子、承灾体等，但风险不是调查出来的，而是‘评估’出来的。”
具体来说，评估就是要搞清楚在各种风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运用模型和算法，把自然致灾的危险性、承灾体的暴露性、人口的分布、脆弱性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在评估的基础上，普查成果最终以区划的方式呈现——最直观的便是一张张深浅不一的风险等级示意图——包括对灾害风险地域格局的综合分析表达及对应的防灾减灾措施。
杨赛霓以福建举例，那里是台风灾害的高危险区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森林火灾、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等。省内又可大致分为多个区域，每个区域的主导灾种都不一样，比如东部以洪涝、台风灾害为主，西部多山，可能以山洪、地质灾害为主。
2023年3月29日，福建省南安市防汛抗旱应急救援中心上演了一次防汛救援演练，该中心于2023年2月获批落地，其选址也与灾害普查有关。
南安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普查发现，南安市70%-80%的灾害损失都是由台风、暴雨、洪涝造成的，水域面积占泉州市的70%，防灾减灾力量比较分散薄弱。
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也是本次普查的重点内容，上述中心按照指挥落实协调机构、综合救援基地、实训演练基地和物资储备基地的设计思路，能在4小时内覆盖福建省大部分区域。
“有了区划，就可以有的放矢地制定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做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比如，有些区域灾害风险较高，在建设重点设施的时候就尽量避开。”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司副司长袁艺这样表示。
该镇是一个位于长江中的江心岛，总面积为108.38平方公里，实际非流动人口仅有6000人，拥有34.56公里的防汛战线以及十万余亩耕地。
唐末诗人胡玢曾这样形容小岛的自然环境：“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古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
诗句与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结果相印证，当地水患主要存在涝、洪、崩三大风险——洪水、溃决内涝写满了小岛的历史。
“江洲镇就像一个碗一样，水进来了，我们要把它排出去。”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党委书记王新丰介绍，当地9座排涝站大多建于20世纪60-80年代，排涝设备大多陈旧老化，且功率小，汛期水位超21.8米时，为确保大堤安全，这些设备必须停机，不能向长江排水。
2020年，当地汛期水位达到22.8米。为保护堤坝，江洲镇放弃排水，“导致岛内涝得一塌糊涂”。
王新丰介绍，在普查中，当地聘请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监测，其中，在江洲镇洲头段，探测人员发现了44个异常点，并推测出8处有几率存在的隐患。
当地投资了3.1亿元，建设江新洲大堤除险加固工程建设项目，对建设范围内的大坝堤身土方加高培厚，护坡护岸，以及对堤基、堤身进行防渗处理，新建防浪墙等——防浪漫顶水位高达24米。
针对内涝，当地投资了1.12亿元，实施江新洲涝区治理项目，对新沟口、大套沟、向阳站等电排站进行升级改造。改造后，全镇的抽水泵站由原来的9座提升到11座，单机由原来的155kW提升到280kW，流量是原来的近2倍，排水高程由原来的21.8米提高到22.8米。单日降雨量在100毫米时，确保24小时全部排出。
灾害普查数据为江洲镇提供了基层防灾减灾救灾数字化路径——在江洲镇人民政府的一楼大屏上，智慧水利系统在汛期期间长期“霸屏”。
王新丰解释，从前，没有摸清镇上各类防汛信息的“底数”，一旦遇到汛情，他们常常是根据经验或者靠“跑断腿”，才能了解人员分布、物料准备、水位雨情，来指挥防汛。
尤其是从前抗洪抢险时参考柴桑区的水位监测，无法准确掌握江洲镇的信息，为了更精准地掌握有关信息，及时监测，排涝也更高效，从而建设了数字化平台。
王新丰介绍，江洲通过新建物资仓库，结合乡村信息化系统，建设了智慧水利系统，可实时监测降雨量、水位变化、防汛物资储备等情况，进而达到足不出户，科学精准为各项灾情研判提供有力帮助和便利。
“普查成果的应用是一个长期过程，不仅是应用模式会慢慢的完善，一些数据也会促进更新。”袁艺表示，“现在一些对普查成果应用的探索，只是处在针对单个案例的研究阶段，我们该把成果应用转化成一种持续的业务能力，以有效应对以后每一次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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